饥饿的女儿

饥饿的女儿

作者:虹影

状态:连载中

连载章节:第22章

更新时间:2023-01-24

剧情简介:

《饥饿的女儿》是由作者虹影编写的一部小说,目前正在连载当中,主角是,小说的故事主要讲述了
食的饥饿,爱的饥饿,性的饥饿,一个民族的动荡岁月。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作序推荐,荣获意大利年度“罗马文学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奖。被翻译成29种语言版本,全球累计销售500万册。六六在十八岁生日那一天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是个私生女。在这个隐秘和耻辱的身世背后,是母亲几段撕心裂肺的绝望爱情,是生父苦熬十八个春秋的等待,是养父忠厚善良的担当与庇护。小说讲述了母亲苦难的一生,个人和家庭的痛苦悄然转化成历史的痛苦,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的风云变动不动声色地展现得波澜壮阔。虹影以重庆草根为背景进行的写作中,剥去所有人性关系中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有力地展现人生的悲苦。

内容导读:

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得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经兮兮?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而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它都能躲开我。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50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消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冬天夜里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待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

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浃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捅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两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

水金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浃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一盆水从头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手脚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不像胡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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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3章 终于把内心的黑暗和爱大声说了出来
第2章 这是读来让人心生惊悸的书
第1章 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新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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